打了结婚证的那天晚上，她坐在我的小桌前，埋头写着什么。我凑过去问，干嘛呢？她头也不回，说：“我写封信告诉我爸，我今天把自己嫁出去了。”这是1999年9月2日。
没有请一个客，没有收一份礼，没有任何仪式。打了结婚证的第三天，我们各买了一张票，她北上，我南下。我想，即使是90年代末，这也许是当今少有的城市里的结婚“典礼”了吧？
我赶到深圳龙华，大概是第二天的中午时分，在宿舍里放下东西，就去办公室，要走一段路，路边有个电话亭，我就去打电话。听到她的声音，竟泣不成声，几至号啕大哭。我知道，虽然我对太太的脾气、习惯等都全未了解，但她已是我此生的牵挂。也许正是那一刻，我下了不管怎样辛苦，我也要和她在一起的决心。
在富士康终于发工资了，税后大约只有2600左右。
我们继续着书信、电话联络。9月底，我买了深圳-北京的机票去看她，这一趟光路费就花了3000多，但接下来的两个月内两个舅子相继结婚，我给从未谋面的岳父分两次各寄2000元。(现在回想起来，我那时凭工资，应该没有这个钱。最大的可能是，在家时老爸给了我2万块结婚用，用剩下的被我带到深圳了。)那时，真正的是一文不名哪。
第二次北上
99年12月底,太太因公到深圳出差。
这是我们婚后第三次聚在一起。我们在龙华的一个简陋的宾馆(当时龙华有好宾馆吗？)住了一个星期，享受着新婚之乐。记得我们一边ML一边看澳门回归仪式，呵呵，有点大不敬吧？
也就是这次，我们商定了，春节前我辞职回家过年，年后两人共同北上闯荡。这年春节，我也第一次去了岳父家。他老人家到屋外来迎着我，握着我的手，连说：谢谢！谢谢！我有些惊愕，后来回过神来。原来太太跟我同岁，31岁才嫁给我,可能也是了了老人的一桩心愿吧。
在北京找工的艰苦与辛酸,到现在仍记忆犹新。2000年，正是网络泡沫最大的时候，北京国展、体育馆等处的招聘会，每一次都是人满为患。而各大网络公司的招聘柜台，其实是个展台，花里胡哨的。那时90%以上的职位要求北京户口，对我一个外地人来说，是多么高的一堵墙啊。
赴招聘会-递简历-面试-等候-失望，这就是那会每天的全部内容。太太知道我心情不好，对我极尽温柔，给了我莫大的安慰。
终于有家单位感觉谈得不错。这家公司在东城区交道口(五道口？)，其老总竟然认识我在KJ公司的上司，相谈之下觉得亲切了许多。他让我去做生产副厂长，颇让我吃一惊。报到后，他跟我说，生产厂长得长住生产基地，安排了一个车送我去，这一下就把我拉到朝阳区亦庄的一个角落，租的几间民房。二月份北京还是很冷的，那里根本没有暖气，冻得受不了。
更要命的是，我慢慢发现这间厂极不正常。白天大门紧锁，晚上拉货的车倒不少。这是生产游戏机的，说是生产，其实是将废旧的东西拆补翻新后再卖出去，四合院里堆满了从各地回收来的旧机器。我想，这样恐怕不行，这是受限制的行业，也不定是个黑窝点呢。于是半个月后的一个早上，我给老总打了个电话，就走人了。
在北京的第一份工作经历，现在成了我培训时“什么是安全的工厂”课程的经典案例，呵呵
又回到找工作的队伍中。其时，太太公司原来的那个财务部经理，也就是我的大媒人，已做了总经理，看我累月找工无着，同意收容我，说干脆到我这里来吧，每月开1500元！我知道她的想法。想想，我太太在这里做总工，过了年，月薪已涨到1万，我做个小职员，拿这么点钱，不是羞辱我是什么意思？
过了三月，天气也暖和了，树都开始发芽了，我的工作终于也有着落了，而且有点象97年刚到广州的时候：要么没人理我，要么几家单位同时要！
先谈好的是大兴一家台资企业，都敲定上班的日期了。下午却接到另一家公司的面试电话，第二天的面试竟更顺利。这家是在石景山苹果园的一家投资公司，比较了待遇、交通等各方面，我决定加入后者。
工作搞定后，走在长安街上的我，觉得扬眉吐气：北京，我终于征服了你！
短暂的安定生活
到新单位上班后，我们就成了周末夫妻。
因为，河北小镇-国贸-苹果园，实在太远了。2000年时，北京地铁2号线没有全部拉通，要到建国门倒环线，到复兴门再倒2号线。不过6月就好了，可以从国贸一站直达苹果园了。
但不久却发现，这个投资公司实际是个忽悠公司。公司有几个“大项目”，其一是要在山东曲阜修个机场，其二是在四川修一条铁路，其三是在珠海搞个大学城，其四是和铁道部合作搞铁路电视，即在全国的客车上装上电视，因为江＊说，旅客应在第一时间看上新闻联播。最快年底前赴美国纳斯达克上市。我心里想，这北京爷们可真不能小瞧。但第一份工作来之不易，反正他每月开我3000大元，由他去吧。